济世救人（兰茂纪念馆藏）
作者：杨祝庆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
自明初开始，大批*队和移民不断进入云南，戍边屯田，兴修水利，兴办教育，同时培养了一大批*医、民医、医官等医药人才。根据历史资料对比分析，明清两代多年是云南疫情高发期。云南各族人民在与瘟疫的斗争中，中医药理论和技术也不断发展。这一时期，中原的医药理论和技术，吸收云南各民族医药经验，形成了具有云南特点的中医药技术和医药文化，在云南医药史上出现了一个高峰，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医药著作，如明代刘寅的《伤寒脉赋》、兰茂的《滇南本草》和《医门揽要》，清代管浚的《管浚秘方》、吴其濬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、姚文藻的《痘疹经验录》、李本修的《瘟疫集要》、奚毓崧的《伤寒逆论》、曹鸿举注的《瘟疫论》和《瘟疫条辨》等。这些著作，对瘟疫等传染病防治作了精辟分析，是明清至近代云南中医防控瘟疫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实践验证。
古人应对瘟疫的方法
从古到今，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和应对方法，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的过程，从来没有一次到位的认识。有些古代应对瘟疫的方法已经消失了，但今天的人们没有理由用后来的科学进步去要求古人，更没有理由嘲笑前人的探索。今天所有的文明成果，都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实践积累。明清时期云南应对瘟疫，有一些普遍使用的方法，在今天看来十分独特。
炉烟瘴疟法。明代医药学家兰茂在《滇南本草》中，记载炉烟瘴疟法。明代，防治瘴疟（又称瘴气、瘴疫、疟疾等）的办法是支起火炉，烧出烟雾，以熏驱瘴气。其实，烟熏瘴气的方法由来已久。据《周礼·夏官》记载：“司爟，掌行火之*令，四时变国火，救时疾。”古代设置专门掌管用火祛疫的官吏“司爟”，负责动员民众，利用火来烧燎防疫。《周礼·秋官》记载，当时还设有翦氏与庶氏等官职，他们使用莽草、嘉草等来烧熏驱虫。在当时条件下，“炉烟瘴疟”之法是驱赶蚊蝇和隔离技术的艰难探索。面对灾难，先民们奋起抗争，绝不屈服，这种斗志正是战胜病魔的力量来源。
在云南明代的医药条件局限之下，燃烧烟雾驱赶蚊虫，阻断病菌传播渠道，是可行的方法。据史料记载，用烟熏防疟疾传播的举动，根据疫情持续时间，有时可持续一年或更久。以烟治瘴的方法，一直流传下来，据民间调查，到20世纪60年代昆明杨林、寻甸一带农村仍在使用这一方法。盛夏*昏，蚊蝇漫天飞舞，村民用诸葛草在堂屋里焐起火堆，烟雾弥漫整个屋子，以驱逐蚊蝇。各地燃烟所用材料不一，多采自本地的艾蒿、*草、青蒿、膏滋、香薷等植物，平时晒干备用。
芸香草治烟瘴。韭叶芸香草又称诸葛草，《滇南本草》中的“注补”说：“昔武侯入滇，得此草以治烟瘴。此草生永昌、普洱、顺宁茶山地方，形如兰花，但叶有细白毛，且如韭叶，但韭叶则软，芸香草硬。”三国时期，诸葛亮进入云南用韭叶芸香草祛除瘴气。但史籍中只有言片语，对使用方法未载其详。芸香草味厚，能驱蚊，据此推测，诸葛亮可能是用芸香草烟熏或煮大锅药来祛除瘴气。到了明代，兰茂对芸香草的使用，在继承中又有发展，《滇南本草》记载用芸香草煎服，这个用法的生物利用度更高。
如今，在云南一些地方，民间每逢端午节，仍焚烧芸香草、苍术、白芷、艾叶、丁香、硫*等药，进行空气消*；用雄*酒喷洒潮湿的地方，作室内消*；同时在饮食中吃大蒜，出行时涂擦雄*酒，作个体消*。这些习俗，都反映了古代人民防疫祛病的传统。
用水酒服药。古代的发酵酒，在传统中医药中发挥重要作用。《滇南本草》记载用水酒服药防治瘴气的经验：“元江瘴气，用刷绿皮晒干为末，于临发时以水酒度下”；“临安瘴气，用野莜菜根水酒煎服”，把一些中草药晒干研捣成粉末，用水酒度下，作为预防用药。明代兰茂将酒用来作为防疫的辅助用药，沿袭了彝族、哈尼族等民族的防疫经验。
培养正气，补脾截疟。兰茂《医门揽要》是《滇南本草》的姊妹篇，它对云南地方病、常见病和传染病，提出了具体而独到的治疗方案，从中可窥见明清时期云南防疫疟疾、霍乱、痢疾等重大传染病的方法和思路。《医门揽要》说：疟疾“如面色青*者，补中汤加首乌、鳖甲、常山、草果、广子（槟榔子）、姜枣治之”。这一治疗方法，继承了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“截疟七宝饮”的处方。常山为落叶灌木，属于虎耳草科植物，一直是中医治疟专药。《医门揽要》对古方既有继承，又有创新，它以“截疟七宝饮”来催吐，同时用补中汤来补益脾胃，巩固根本，治标却不忘治本。培补正气是兰茂用药的显著特点，他告诫说：“养正则邪气自除”。这一观点，与当代增强身体免疫力抵抗疾病的理念，是完全吻合的。
具有创见的医药理论
发源于中原地区的主流中医药理论传入云南后，经过各族人民的长期实践和著名医药家的诊治探索和理论总结，与云南气候、地理、物产、习俗相结合，产生了因地制宜、因人制宜的应对瘟疫方法。兰茂《医门揽要》中说：中暑（包括后世所称的霍乱、痢疾、伤寒等疾病）“此症北省夏秋始有，滇省节候不真，四时俱有，轻为霍乱，重即绞肠痧（干霍乱）”。由于云南四季不分明，常年都有中暑病人，轻的为霍乱，上吐下泻；重的为绞肠痧，肚腹扭疼，欲吐不能，欲泻不能。因此，在治疗上，不能拘泥于前验。兰茂指出：对云南的霍乱、痢疾等急性传染病，“不可过表，亦不可过里，宜和解之”，不可过分发汗，也不可大剂量攻下，应当和解表里。即要防止错误地攻下而变成痢疾，也要防止错误地发汗，致使体液虚脱而变成伤寒。对危害极大的传染病，《医门揽要》专列一节“中暑合症”，并列出和解表里的“中暑附方”，兰茂的这一理论，实为云南明清时期的治疫方案和操作指南。
兰茂在继承传统用药理论的同时，又能根据云南特点加以变通。例如，《医门揽要》所用小柴胡汤，与汉代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中的小柴胡汤不同。兰茂说，云南“天偶阴即冷，人冒之即为寒感症”，在滇中地区“遇雨便成冬”这一气候特点影响下，云南春季时常暴发的一些传染病，除具有内地常见的主要症状外，还常出现云南本地特有的一些症状，须要辩证施治。兰茂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“感寒”的概念，指明“感寒独伤于阴”（不伤于阳），揭示了本地特有症状的病因。据此，在治疗方法上，兰茂提出“感寒宜温以散之而不可表（阳）”。就是说，内地的伤寒或疟疾，可发汗解表，而云南的伤寒或疟疾，不能发汗解表，应温补于内，重在补阴。
兰茂在《医门揽要》中，创制了专用于云南本地的小柴胡汤。该方保留了《伤寒论》小柴胡汤合解表里的制方之旨，又将人参改为沙参，以补阴；加入云南常见的葛根，疏散风热；减去大枣，增加陈皮，以理气健脾，燥湿化痰。经过兰茂加减后的小柴胡汤，使“上焦得通，津液得下，胃气因和”，最终使患者气血平衡，恢复如初。
兰茂创立的“感寒”理论及其对治方法，在几百年中为医家所珍视，并得以继承和发扬。如今云南特产中成药“参苓健脾胃颗粒”，很好地传承了兰茂的医学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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